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耳。
即使异地故意拒绝某种有普遍能力的理论或制度，也仍然无法否证这种理论或制度的普遍性。任何思想就其本身而言，都以人的一般身份去思想，而思想对象也被假定为人所共有的普遍问题。
本源问题不可分离地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占有一切时间而始终在场，与现实一体而在。语言的意义附加值深如冰山，西方概念转入中文，一方面失去了部分本义，另一方面增加了新的含义，因此必须考虑其中的损益。所以Tolerance应译为容忍而不是宽容。如何将特殊理论转化为普遍理论，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现实问题。文化、情感或境遇都形成特殊化的有我之思。
经典提出的问题都曾经是前沿问题，都具有那个时代的当代性，但只有被当代问题重新激活才具有这个时代的当代性。整个文化解释学化的积极效果是，传统得以无穷复制而永不断裂，其负面效果是，除了古代经典，再也难以产生新经典，思想因此走向贫乏。儒家伦理也以此为理论前提。
如果具体地考察黄勇教授的关注，便可注意到，一方面，他注意运用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概念来回溯中国已有的传统，由此进一步揭示这一传统中隐而未现的意义，敞开其在原来单一的视域之下难以真正被把握到的内涵。情感的认同涉及好善恶恶，它使接受善、拒绝恶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取向。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说，知与行每每被视为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更是注意到知和行相互融合这一面。情感的认同则进一步使行为走向不思而中、不勉而为，自然中道的过程。
以最简单的骑车、游泳而言，骑车需要知道相关要点，如两眼前视，手握车把，保持身体的平衡，等等。综上观之，如何更为适当的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关系说，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康德看来，道德实践主要是基于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并由此以自律的形式引发相关的行为，这与《纯粹理性批判》所讨论的普遍必然之知及其形成条件，显然有所不同。化知道如何为人的第二天性，同时意味着命题性知识的内化。道德行为的动力如果仅仅从知识的层面去理解，可能不足以反映其特点。知善知恶涉及理性的明觉：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其中体现了理性层面的分辨。
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思想资源的贫乏化。事实上，良知所具有综合性，更多地体现了伦理意识的多重内涵，这些内涵的不同规定，无法等同于知识的不同分类。规范伦理所关切的则是做什么，其理论指向更多地从具体行为的考察入手，并趋向于以普遍的规范来保证行为的道德性质。向善的定向则近于康德所说的欲求，具有动力因的特点，以理性明觉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知识，唯有与这种向善的意向相互结合，才能够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
不过，不同哲学家固然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然而这种不同侧重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伦理实践可以被切割为德性和规范等不同方面，仅仅被限定在德性的视野之中或规范的要求之下。中西哲学的比较需要回到哲学的问题，进行比较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相关的哲学问题。
事实上，黄勇教授在其著作中也一再提及知行合一的问题。从广义上说，其良知则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主体意识。
以该著提到的德性伦理而言，其中也存在值得再思的方面。但是，在提升主体的某种能力、推动行动或促使行动的发生与知识本身的内涵之间，仍需要作一区分。《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一书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进路，首先表现为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沟通。盖梯尔对知识的讨论方式，呈现明显的抽象性趋向：这不仅仅在于它基本上以随意性的假设(包括根据主观推论的需要附加各种外在、偶然的条件)为立论前提，而且更在于：其推论既忽视了意向(信念)的具体性，也无视一定语境之下概念、语言符号的具体所指，更忽略了真命题需要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根据之上，而非基于主观的认定。概言之，在知识的构成中，认知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即knowing that，评价主要是解决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区别于knowing that，或可称之为knowing what。与表现为伦理意识的良知不同，作为知识形态的知道如何(knowing how)，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命题性知识和非命题知识。
从伦理学上看，在现实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德性和规范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对哲学历史问题的考察，又是基于理论的视角。
以道德哲学为视域，道德行为既离不开德性，也无法游离于规范，无论从历史的层面看，还是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德性和伦理之间本来是相互统一的。从《当代美德伦理》来看，厚厚一册，对儒家德性伦理的论述非常详尽。
德性伦理追问的问题主要是成就什么，其取向是通过成就人来担保完善的道德行为。换言之，以能力形式存在的实际知道如何，已隐含某种已被沉淀的命题性知识。
如所周知，赖尔提出了knowing that与knowing how的区分，knowing how即涉及规范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赖尔提出knowing how的认识论意义，首先在于突出了认识中的规范性维度。同时，该书体现了中西哲学交融的视域：一方面，作者注意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概念来回溯中国已有的传统，由此进一步揭示这一传统中隐而未现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注意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去回应西方哲学的问题。然而，如书名所示，《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仍主要侧重于儒家思想的德性之维，对儒家伦理在总体上所体现的德性与规范的交融，似乎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知道如何确实不限于命题性知识，但又并不是完全排斥命题性知识。
《当代美德伦理》一书涉及儒家哲学的不同方面，看似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其中又处处渗入了不同的理论视域，而不同于就史而论史。从该书的主题来说，其内容无疑属于历史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又是基于德性伦理学这一理论的关切，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围绕德性伦理领域的相关问题而展开。
从逻辑上说，首先要知道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去做(即knowing whether)，然后再进一步追问，应该如何去做(knowing how)，在这一意义上，knowing whether和knowing how都属于认识中的规范性问题。关于中西哲学的关系的考察，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黄勇教授在肯定命题性之知和能力之知分别的同时，又认为存在动力之知，由此，知识就被区分为三重形态，即命题性之知(knowing that)，能力之知(knowing how)与动力之知(knowing to)。他们固然重视自身的传统，但对于西方之外的其他思想传统，包括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往往缺乏必要的关注。
一方面，德性既关乎个体的情意，也涉及理性的内容，后者所体现的，往往是伦理规范的普遍要求。从各种任意的假设出发提出的质疑，实质上是将推论建立在认识论的运气之上，这是否可以视为严肃的科学质疑，本身需要考虑。具体来说，良知既包括前面提到的知善知恶之知，也内含为善去恶的意向以及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这三个方面都是良知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固然肯定了知与行的相关性，但其前提则是将知融入于行。
但总体而言，儒家作为一个整体，乃是基于仁和礼的统一，后者既在仁的层面上涉及内在精神和德性的完善，也以礼为背景而关乎广义上的社会规范系统。在谈到知的本来意义时，杜威便认为：知(knowing)就其本义而言也就是做(doing)③。
一些哲学家或流派也许侧重于讨论德性问题，另一些则可能偏重于规范的维度。现在人们谈知道如何，往往侧重于将其与命题知识完全分离开，这似乎不足以完全把握知道如何的全部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同样存在类似的偏向。儒学之为儒学，离不开仁与礼的统一这一基本的思想构架。